壹网信息公元十四世纪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颁布了“寸板不许下海”、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”、“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,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”、“禁外藩交通令”等以一系列海禁条例，甚至还对百姓私自进海经商规定了很严格的处罚方法。
《大明律》中规定：“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,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,将带违禁货物下海,前往番国买卖,潜通海贼，同谋结聚，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,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,仍枭首示众,全家发边卫充军。其打造前项海船,卖与夷人图利者,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,因而走泄军情律,为首者处斩,为从者发边充军”
“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，必置之重法，凡番香、番货皆不许贩鬻，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。”
沿海渔民们长期以来“靠海吃海”，不仅要从海上打捞大量食物，还通过海上贸易能挣到比出海捕鱼更多的钱。朱元璋推出的这些严苛的海禁政策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路，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得到保障了，于是激起了民众们的反抗、逃亡、走私、做海盗等一系列非常不利于明朝政权稳定的行为。
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指出,“海滨民众,生理无路,兼以饥馑荐臻,穷民往往入海从盗,啸集亡命”。
朱元璋实行禁海政策并非常困难地实施下去，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，究其原因，可能有如下几点：
开国皇帝政治观念的影响
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于贫寒的皇帝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一直想恢复一种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简朴农业社会，即老子提倡的“顺应自然”的观念。由于宋朝和元朝出现过大量私印纸币的现象，让朱元璋一度想废除纸币政策，一律改用铜钱币。
但改用铜钱币又会产生新的问题，海上多如牛毛的私人贸易致使铜钱大量外流，造成“钱荒”，铜钱是明朝的货币命脉，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最高形式，国外的物品很多都是珠宝、香料等贵重物品，因此铜钱的流失成为朱元璋心头之患。
打击倭患猖獗的势利
倭寇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皇帝们极为头疼，早在元朝时期倭寇就成为很大的匪患，明朝的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记载：
“元之盛时，外夷外贡者，至千余国，可谓穷极天地，罔不宾服，惟有日本，倔强不臣。阿拉罕以师十万从征，得还者仅三人。”
洪武元年十二月，明朝派使者到日本谈论朝贡一事，但刚到日本境内，就被倭寇杀害，诏书也被销毁；洪武二年二月，明朝派杨载等七人第二次出使日本，结果日本当时的亲王良怀杀死使者五人，仅剩下杨载和吴文华两人被放回。
对日政策的失败给了明朝政府一个打击，明朝政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外交导致的倭患问题，只能派遣大将驻守海洋，增强海防实力。与此同时，在沿海地带实行海禁政策，防止倭患与老百姓们接触，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和问题。尽管当时明朝基本上已经做到一定程度的安定统一，但由于北方蒙古族的势力太过强大且持续南下不断逼近，所以“蒙患”威胁一直未得到解除，与此同时，东南沿海的倭患势力也在不断增强，常年侵扰着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，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，明朝初年统治者不得不采取这种消极的海禁措施，虽然不想，但是没有办法。
防止国内外力量的勾结
明朝建立之初，张士诚、方国珍等残余势力仍然隐藏盘踞沿海的各个岛屿，一方面，他们在国内拉拢一些人，蛊惑人心，用来发展自己的党羽，增强自己的实力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勾结海外的倭寇与外国的强大势力，借助外界来充实自己的力量，伺机卷土重来，再加上洪武十四年间的胡惟庸这一案件，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私通倭患。自此，私通外国势力自然而然也变成了朱元璋的一块心病，他非常担心臣民与外国势力联合起来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威胁。
“国处禁海之例，始因倭夷违谕而来，继恨林贤巨烛之变，故欲闭绝之”朱元璋也毫不掩饰地说：“朕以海道可通外邦……苟不禁戒，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。故尝禁其往来。”
所以，明王朝要维持自己国家的实力，就很有必要限制或禁止民间的海外往来。归根结底，海禁政策的实施也是维持自己大国实力的需要罢了。与其时常诚惶诚恐，倒不如迅速行动，快刀斩乱麻。
明代海禁政策的实施是由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虽然这些原因都看起来合乎常理，但却严重打压了航海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发展，对刚刚建立的明朝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。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从积极方面来讲，其实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为后来的航海贸易奠定了基础，提供了一定的原生动力，成为了后来解禁的重要依据。
